1944年的春天，我出生在上海，稍大些便随母亲到祖籍福建龙岩生活了几年，后又返沪。从小就喜欢绘画的我，虽然出生在艺术氛围不浓的家庭里，但对绘画的爱好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冲动，并在它的驱使下使我走上了一生追求艺术的道路。小时候我喜欢随手涂涂画画，到了中学特别着迷临摹小人书(连环画)，说来也巧，我认识了一个爱画画的小伙伴，我们俩就相约每天晚上临摹一页小人书，不管功课有多忙，每天定时、定量，雷打不动。应当说，我的绘画道路是从临摹连环画开始的，当然，南京路上的老美术馆也是我的小小天堂。

　　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上海美术学校开始招生了，我就去考试，考试时先考命题作文《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是班里的墙报委员，所以我就写：学习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出黑板报。末后又考了命题创作画《最有意义的日子》，我画的是到农村插秧一日的情景。一切都显得如此简单而自然。

　　很幸运我考进了!1959年3月5日春季班的开学典礼与入校时的喜悦，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那时班里同学的年龄不等，我是15岁的初三学生，胸前还飘扬着红领巾。学校坐落在淮海路和复兴路路口，是一幢灰蒙蒙的四层楼建筑。大楼的三楼是教室，当我踏入素描教室时，整个厅里摆满了颜文樑先生从法国带回来的古希腊和罗马的石膏像，同时厅里播放着贝多芬扣人心弦的乐章，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15岁的我宛如进入了艺术天堂，这一切深深地触动着我幼小的心灵。我完全投入了艺术的怀抱，我明白艺术可以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作为艺术家为艺术却要承受苦苦寻觅的一生。从那一刻起我已许下誓言，无怨无悔地将用一生的光阴畅游绘画艺术的殿堂。

　　每天早上我准时6点起床，上菜场画速写。同学们都十分刻苦，每星期班里会有同学之间的速写观摩展，同时要登记各人的速写数量。最高纪录有个同学竟画了500张，我一般都有100或200张左右。当时同学们的生活条件都不富裕，出于勤奋刻苦，速写的用纸量日益增大，怎么办?我就到上海各个废纸品回收站去买些纸的边角余料(那是印刷厂多下来，裁成一条条形状各式各样的纸条)，但称斤买还是嫌贵，于是我想出了辅助措施，在旧报纸上作画。一年级早上画速写，是培养自己对绘画的灵敏度，抓住人物每一刹那的神态，二年级时开始作水彩画写生。

　　学校是画院代管的，所以老师都是上海著名的画家，我聆听过颜文樑先生讲述色彩学和透视学，张充仁先生讲解人体构造，他们都是中国第一代留学归国的画家。还有李咏森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到户外写生，孟光先生的素描教学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是中等美术学校，还要学习中国画、装饰画、连环画等。当时江寒汀、唐云、程十发、应野平、俞子才、陆抑飞、涂克、许力民等先生都来执教，师与生，老与少其乐融融。

　　整整三年无间隙地奋发学习使我以较优的成绩被校方选入大学部深造，而且幸运地进了油画系。我15岁踏入绘画大门时就被这种有力度和表现力的绘画方式所吸引，如今终于如愿以偿了!油画系的导师吴大羽和周碧初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深受法国印象主义的影响。而俞云阶和张隆基先生崇尚写实。本科教学依旧一如既往地严格，老师经常批评我们，当时被骂心里不服气的样子至今还感到可笑。每幅作业一般要求两星期完成，在将完成时俞云阶老师有时会突然说：“你这张作业没有整体观念，太局部、琐碎了。”马上就用刮刀把你的画给刮掉。作业没了等于成绩也没了，太惨了!然而等到自己教书育人后，才体会到学生从中是受益匪浅的。在沉重的打击下，教训才深刻，下次就算再犯也会有自觉意识，就像佛家教育中“当头棒喝”，犹如“顶门一针”，是一种铭心刻骨的教育，使学生终身受益。

　　当年的绘画教育都以前苏联契斯恰可夫体系为主，我接受了写实主义的支配，每一幅画都是细心观察、严谨分析形体、权衡构图匀称，精雕细刻、一丝不苟地师法对象。传统的绘画教育使我懂得了绘画技巧的奥秘，同时也稍稍接触了法国印象主义，谁知正是这一小点的接触为我今后绘画的转型埋下了种子。

　　我心中铭记“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可以说勤奋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状态。勤奋使我变得博学，勤奋使我变得睿智!亚里斯多德说“优秀是一种习惯”。我让勤奋成为我的习惯。从中专到本科的美好时光，使我在绘画造型上夯下了扎实的基础。

　　1965年，我以较好的成绩走出了校门。

　　同年上海美专停办了，但仍保留中专部。当时文化主管部门意识到人才的重要和建构人才高地的重要，因此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创作机构一把油画系、雕塑系还有雕塑研究室三者合并，组成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今上海油画雕塑院)，这种形式在全国是独此一家，别无他号的。

　　毕业后我留在了创作窒，年满22岁的我保持着学生时代的作风，每天由晨入昏，不是创作，就是写生，苦练基本功。当时美协请我、魏景山和廖炯模等去美术业余班任教，在那儿示范，就这样每天教学相长，助人利己。1966年“文革”开始，白天学习“红宝书”，晚上我就和太太挤在11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她坐在小凳子上作雕塑，我拿着画板画画，日子一天天地过，十分清苦但消磨不掉我对艺术执著的追求。在那个年代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因此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绘制了大量的革命画，同时我得到了很多的锻炼机会，也丰富了我的实践经验。1970、1971、1972三年里我和魏景山、邵隆海还有全山石、吕洪仁等被借调到《文汇报》画油画“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1980年的一个初夏，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来电，邀请我赴北京创作历史画，我立刻飞奔首都，到中南海创作历史画《共商大事》(与靳尚谊合作)。后又为中南海画油画《战友》并为中南海收藏。这段时间我还为许多地方甚至兄弟省市画了大量的革命历史画。在学校我学的是学院派，工作后画的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历史画，很庆幸能马上学以致用。这是我在油画创作中具象实践的阶段。

　　80年代改革开放后，许多国外的画家来到中国，他们看了画展后几乎都会提这样的问题：“中国画家精力居然如此旺盛，一个人怎么能画这么多画?”其实画展上的画出自许多画家之手，只是因为所有的画都是一种风格，可以说是“千人一面”。这个问题很具有讽刺意味，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不能散去。“千人一面”让我想到了“麦当劳”和“汉堡包”，原料一样，制作方法一样，全球统一，虽然它有很多优点，能解决肚子问题，但它决不会纳入美食家的肴膳，也不会纳入被研究的美食文化之列。我渴望突破，我不要成为“汉堡包”!

　　西方油画从1 5世纪至今，其发展已是一部光辉夺目、大师辈出的史诗作为晚辈的我渴望追根溯源。子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981年我受美国新闻交流总署的邀请出访，一出国门，便马不停蹄地出入各大博物馆和美术学院。我还清楚地记得刚到华盛顿那天，带着强烈的时差感，平生第一次在密密层层的原作之间梦游似地向前走，直走得腰酸腿疼、口干舌燥，还舍不得停下来歇息，我抓住一切机会用相机记录着大量的见闻，拍着令人激动的世界油画精品，虽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但已是十分珍贵了。我前后一共访问了7个城市，并与美国美术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古话说：“水不流会腐，人不动会衰。”1986年我受美国普拉特学院的邀请作为一位访问学者赴美从事创作和研究活动。和所有刚到美国的朋友一样，我也经历过艰辛的创业历程，出国时只允许带60美元，到美的第一天碰到了意外，竟没有人来接我，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大脑一片空白，吓得背脊上湿了一大片，还好去领馆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找到了朋友。但这一晚就用去我2 2美元。手中没粮，心里发慌，我常常过着一根香蕉一顿饭的日子。现在我还记得大都会博物馆星期二晚上6点到8点是免费参观的，有一次我早到了，就等到6点才进场。天寒地冻踏雪造访美术馆时，我吞咽的是冷饭，在馆里一泡一整天，物质上的匮乏不能阻挡我揣摩大师们的杰作。同时在普拉特学院我静心地旁听着各种课程，对于全新的“电脑绘画”我也认真地钻研。在华盛顿弗吉尼亚大学除了讲课外，我也举办讲座示范人物写生，扎实的“童子功”得到了美国师生一致赞叹。但同时我在这里也开了眼界，美国艺术家们非常强调自我，在观察及描绘对象中都加入了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些观感开拓了我的视野和绘画思路。在1987年4月我在纽约杰代尔画廊举办个人画展，深受好评，画廊老板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画展。同时学校也为我提供了一间画室，随后画室便成为了我的一方热土，每天几乎是要等门卫来催促我关灯，才最后一个离开研究生大院。1988年秋，普拉特学院再度邀请我访美，我认为广泛及深入的艺术交流，将有助于艺术的发展。我也于1989年5月再度在杰代尔画廊举办了个人画展。

　　几度访美，无疑是对我的艺术生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赴美交流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能更进一步地拜读原作，同时在普拉特学院和弗吉尼亚学院的学习和广泛的接触使我的艺术思维起了质的变化，我开始进入绘画蜕变的准备期。普拉特学院的教授们曾友好而深刻地指出：“功底只是发展的良好基础。”我深知这句话的含义，像在说“你在美术学院里陷得太深了”，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行到山穷水尽时，应坐下来静观烟岚云影幻化，或许正是柳暗花明时，才能真正洞察到宇宙人生的真谛，开始逾越自我束缚的顿悟。我试图在浩瀚的作品中追逐艺术的超然，崇尚洒脱的激情和独具匠心的表露。在我耳畔回响起吴大羽和周碧初老师的教诲。我认为学得深，最后能走出来，才是一条真正的成功之路。

　　1990年底，我和太太按时回国。原本我和太太在美国是可以办绿卡的，但我们没多想，拿着包就回家了，只想给培育我们多年的国家一个交代，让自己的品行保持良好的记录。当时有人不理解我们，现在看来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我的根在这儿!

　　经历了一段漂泊和洗礼，人冷静下来，思索着如何发挥个性的魅力，我不能以“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的自己存在!因为那样不可能活出“真我”来!我要好好想想，我天赋的才能在那里?我最有利的条件是什么?我应决定我自己的特性，选择我自己的方向，走出一个真正的我——创造一个自己的风格!以一滴水去折射当代中国的情、意、韵。画家应不囿于成法，化古而不泥古，师古而不复古，另辟蹊径，成一家之风，还应不囿于物的外形，要超于象外，于空灵中求意趣。在悟透了西方绘画色彩语言和中国传统绘画线条的基础上，开始以我自己的面貌去表现我要的感觉。回国后同行都说我的画风有些变了，不错，这是我“破茧而出”的第一步。“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此，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观念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黑格尔)。生活环境与文化背景是造就艺术幻想的根基，灼热的情感是生活的火焰，只有生活点燃起来的感情，才是真挚的，才能具有感人的效果。出国前，我担任上海油雕院的领导，公务繁忙，力不从心;出国后，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使我能全身心投入艺术创作，单纯而执着。1991年到1997年是我绘画创作第二个心境选择的变革时期。回国后油画雕塑院正在搬迁，我就在冬冷夏热的临时房间中潜心作画，沉醉于艺术中，创作的能量用之不竭，在创作中反复实验、探求，一张画要画好几个月，反复刮掉再来，有时竟到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境地。我感觉成功的很少，但渐渐地在追索中厚重的效果自然显现出来了，在无数遍不满意中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油画《威尼斯情怀》系列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水乡》系列也为业内肯定。

　　1998年我再度出任上海油画雕塑院领导工作，做起了一向不太在行的行政工作。之后，又担任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繁琐的日常事务排满了我的时间表，泡在画室中的好事没有了，我只能抽点时间出来动动笔。1999年5月应邀赴荷兰访问两星期，借着“中国画家笔下的荷兰”外事交流，抓紧一切时间创作了一批作品在上海、荷兰展出，油画《荷兰印象》一组赴荷兰展览时，得到了荷兰总领事的赞叹。作为画家，全国各大美术活动我都积极参加，2001年我创作了油画《赶集》等参加“走进西部”展，油画《上班族》参加上海建党80周年美展，油画《上台之前》参加“上海大剧院画展”;2002年，我赴福建武夷山参加全国油画家写生活动，创作油画《小舟》参加福建省博物院美术展。颇有越忙越画，越画越忙之势。

　　城市的喧嚣、媚俗和精英一起弥满在我们四周的空气中。艺术在我的王国中没有新旧之别。当前艺术领域中新旧的矛盾掩盖了人与艺术之间的许多本质，事实上人的许多朴素而崇高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同新旧无关。2003年我的油画作品《夏日情意》参加“上海油画展”，并为张充仁艺术纪念馆创作油画《张充仁肖像》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是一种适合个人气质的选择，我的作品对于我而言就是如此。

　　我的绘画道路一开始是从学院派的写生画风发展到后来的写意手法，这点点滴滴连结成串，好似珍珠串起了感觉和体悟。2003年我虚长60，艺术道路是不平坦的，没有捷径可走。“君子泰而不骄”，我将一如既往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走在自己的艺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