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在龙岩白沙捷步近万名的詹氏宗亲中，经常传颂着二十世祖詹公调元（1869～1950）的传奇故事。这位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左派元老，26岁考中秀才，42岁加入同盟会，43岁被推选为“众议院议员”，44岁参加民国首届国会，54岁开始跟随在孙中山的左右，57岁就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主持全省的党务，期间出席了国民党第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76岁告老还乡潜心办学，80岁离开人世。其矢志追随孙中山、践行“三民主义”的人生轨迹充满着传奇的色彩。“曾为反清而争，曾为护法而战，先生精神真不死；不被官位所迷，不为金银所惑，我公道德足长辉”——这副詹氏后人的赞联，凝练地概括了詹调元老先生不凡的人生。

（一）出身望族 ∙ 立志治平

1869年（清同治8年），詹调元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万安里福村所在的西埔营，也就是今天被誉为“最美河景古村”的龙岩市新罗区白沙镇官洋营边两个村落所在的捷步营。

西埔营詹氏，自元大德年间（1297～1307）入岩始祖詹念九因避兵乱，从沙县十五都王溪来到这“三狮戏绣球、四鲤跃藿溪”的风水宝地肇基兴业至今，700多年来一直人丁兴旺、才人辈出，是岩东十里八乡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以贡生身份，出任江西袁州训导的七世祖詹敏；以生员身份，出任汀州连城训导的詹鹤鸣；以国子监学生、应例贡生身份，先后出任江右南康府参军、南昌府经历和广东归善县尉、江西袁州卫经历的十一世祖詹履郁（讳道亨）、詹惟肩（讳道宏）兄弟；生员出身，曾任连城儒学司铎的十二世祖詹楚佩（字士当）；国子监学生出身，曾任连城县儒学教谕和福州府学教授的十三世祖詹五思、詹鸿仪；以及以乐善好施、赈灾施粥，赢得了“仁心义举”盛誉的十四世祖詹云波；以擅长诗词曲赋，撰有《筠门文集》等大量作品，荣膺“乾隆丁亥恩科贡生”殊荣，特授上杭县儒学、桃李满天下的十七世祖詹苞（字凤九）等，都是詹调元及西埔营詹氏传人打小就引以自豪的先贤。

排行第三的詹调元，其父詹蓝辉虽然没有什么显赫的功名，但家门口篙起桨落、排来筏往、物下货上的古老码头和连接山海的九龙江黄金水道，让他增长了见识、平添了财富，不惑之年就在家乡盖起那座寓意“种兰植桂、蓝青拱秀”、如今被叫做“石狮厝”的“种蓝堂”，并请来塾师让詹调元等七个兄弟全都接受了系统的教育。

青少年时期的詹调元，特别勤奋好学。他不仅学习四书五经、天文地理，而且还十分关心时事政治。当时，中国社会刚刚经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重创，经济衰弱、社会动荡，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詹调元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一心想寻找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

1894年夏秋之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通过光绪皇帝发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尽管最终还是落下了“光绪皇帝被囚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人头落地”的惨局，但却让詹调元透过这黎明前的黑暗看到中华民族的曙光。

1895年（清光绪21年），年仅26岁的詹调元参加龙岩州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秀才。他们满怀信心，希望通过科举入仕的方式，借助朝廷的力量，改良政治，实现国家振兴的梦想。

（二）追随国父 ∙ 反清护法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可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不仅不抵抗，还被迫与侵略者签定了赔付总额高达9.8亿两白银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让詹调元彻底改变了对清朝政府民主改良的幻想。此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在日本东京联合组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他们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和“民族、民权、民生”等“三民主义”思想，令詹调元等热血青年兴奋不已。

之后，在全国各地，受孙中山影响及孙中山指挥的武装起义风起云涌。1911年（清宣统3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所倡导、几代中国人所向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国家呼之欲出。詹调元及其二哥调祯欢欣鼓舞。他们狠下决心，一定要跟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兄弟俩辗转找到了同盟会领导之一，刚刚参加武昌起义就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的林森。林森十分欣赏詹调元及其兄长的博学多识和革命热情，不久便介绍他们两兄弟加入了同盟会。

詹调元旋即参加了火热的民主革命。他联合闽西南的热血青年，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支持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都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推选“参众两院”议员。詹调元众望所归，在同盟会的支持下于漳州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于次年2月前往北京参加了“首届国会”。

民国方建甫立，可没想到袁世凯却在图谋不轨。他擅自动用武力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之后袁世凯称帝，蔡锷等人坚决反对，并在南方发动了护国战争。詹调元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毅然与100多位参众议员一起南下广州声援蔡锷及南方军民的护国行动。面对强大的压力，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继而暴病身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约法》和旧国会。詹调元等参众议员欢欣鼓舞，再度进京赴会，共商国是。

1917年（民国六年）9月1日，由于北洋军阀擅政，詹调元同拥护孙中山先生的100多名参众议员一起再次南下，参加在广州召开的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推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公开与北洋军政府南北对峙。

为了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督促陈炯明率粤军攻克广州。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在詹调元等参众议员的支持下，成立正式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并颁发动员令，出兵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叛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再赴上海，适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在这期间，詹调元都始终如一，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面，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

1923年（民国十二年），北洋军阀曹锟操纵国会，以每票五千银元收买议员，贿选总统。詹调元与丁超五等议员大义凛然拒不受贿，公开投票选举孙中山。这一举动，深得孙中山的赞许。此后，孙中山即把詹调元视为知己，让其跟随左右，直到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詹调元才离开孙家返回福建。

（三）不遗余力 ∙ 造福一方

由于多年跟随在孙中山先生的左右，詹调元深谙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要义，所以在回到福建工作之后，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中，只要力所能及他都主动接近共产党、热情支持家乡的各项事业。他与邓子恢、郭滴人、陈庆隆等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为闽西南地区乃至整个福建第二次的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具体有益的工作。

1926年10月14日，国民革命北伐东路军进驻龙岩，原县长姚其昌弃职离岩；县公署推举杜连茹代理县长。詹调元深知杜连如与黄月波、罗步月等反动军阀狼狈为奸，公开包揽诉讼捐派、开设烟馆、包庇奸商操纵金融贩运劣币，是一个臭名昭著土豪劣绅，根本不适合担任县长。他与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秘书张觉觉、《福建评论》社总编陈明商量，决定接受厦门“新岩同志社”的建议，委任一直担任进步刊物《岩声报》总编的章独奇出任龙岩县县长。可没想到章独奇没有领会大家的良苦用心，却以找不到合适的财粮科、司法科科长人选为由拒不就任，县长之职只好再由杜连如继续代理。一计不成，只好再施二计。24日，国民党龙岩县党部在县城育婴堂恢复，詹调元极力推荐苏庆云为龙岩党部常务委员，同意地下共产党员邓子恢、郭滴人、谢宝萱分别出任县党部的秘书、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组成强有力的党部班子，钳制杜连如这个县长。这为之后龙岩国共两党的多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7年1月，詹调元再委派在上海大学读书的进步青年张旭高返回龙岩，出任（龙）岩（漳）平宁（洋）政治监察专员，在中国共产党龙岩总支部的支持下，联合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开办宣传人员养成所，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开展“二五减租、对半减息”和“禁养童养媳、禁止纳妾、禁赌、禁娼、禁鸦片”等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

也就在这个月里，福建省成立临时政治委员会，蒋介石兼任主席，下辖临时政务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詹调元接受蒋介石的安排，在何应钦担任总指挥、戴笠担任主席的政务委员会中担任委员，并兼任民治科科长，管理全省的民政、司法和外交等事务。上任伊始，其胞侄詹汝嘉从日本留学归来，不少部属都对这位学贯中西的才子倍加欣赏，极力举荐他出任厦门市长；可詹调元不恂私情，以其侄“年纪尚轻、从政经验相对不足”为由婉言谢绝；而对于苏庆云、谢宝萱、陈国华等进步青年担任国民党龙岩党部的要职等事情，他却热情推荐、尽力撮合。

开始，詹调元对蒋介石颇为敬重，对蒋介石布置的每一项工作，都不折不扣地认真完成——即便像“4.12”清剿共产党这样的傻事，詹调元也只是在心里嘀咕，但在行动上却不敢大胆违拗，只能顺从蒋介石的强硬意志。蒋介石见詹调元“忠诚老实”，便在1928年5月福建省政府的改组过程中，让他出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主任委员，全面主持福建全省的党务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詹调元对蒋介石彻底背叛孙中山的所作所为越发不能忍受，便开始保持距离，最后走向了决裂。1933年11月，国民革命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的反蒋抗日的“事变”。詹调元公开支持，还亲自下令逮捕了像龙岩民团头目张希武等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交由十九路军公开处决。不料，仅两三个月“福建事变”就惨遭失败，詹调元也因此失去了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的要职，改任实为闲职的省党部监察委员。

1930年，时任红军第五十团团长的傅柏翠因为筹款、土地税款、商业税收等主张与当时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有分歧，被认为犯了组织纪律和思想路线错误而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国民党福建省代主席方声涛瞅准机会，动员傅柏翠出任龙岩县长。他只给傅柏翠打了声招呼，没等他同意，就在报纸上发布了他受命龙岩县长的消息，搞得傅柏翠进退两难。傅柏翠问计詹调元。詹调元劝其顾全大局、顺水推舟，在十九路军与中央红军共同反蒋这点上求生存、谋发展，保全龙岩的一方平安。傅柏翠听其劝解，之后果真绝地重生，促成了十九路军与中央红军签订了“停战、通商”的初步协议，为闽西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邓子恢致信龙岩当地和旅居外地的各界知名人士全力支持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詹调元与谢再发、张余生、李伟夫、章葆真、詹汝嘉、郭荣圻等积极响应。不久日军进犯福建，省党部迁往闽西连城龙岩交界的永安。詹调元得隙回岩，知道罗凤歧正在创办雁东中学，便应邀出任董事长，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全力支持学校办学。 

1942年（民国卅一年），詹调元改任国民党龙岩专区党务督导专员。1944年（民国卅三年），告老返乡。一回到家乡，他便捐出营边祖屋，联合捷步各村的乡贤创办了霍川小学。他不仅兼任名誉校长，还经常亲自上课，向学生们讲习《朱子家训》《弟子规》，讲述孙中山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动人故事。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独五团副政委张震东出任漳平军事代表团团长，途经龙岩白沙。在白沙区区长林丁的陪同下，拜访了赋闲在家的詹调元老先生。三人从“戊戌变法”说到“辛亥革命”，从“孙中山”说到“毛泽东”……大家相谈甚欢。在交谈中，詹调元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业已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任，主动交出了长年随身用作自卫的那把手枪。事后根据张震东团长的安排，由林丁区长转交县军管会妥善保管了起来。

1950年1月，也就是农历庚寅年腊月，詹调元老先生终因年老体弱再加上疾病缠身而离开了人世。这位青少年时期积极追求真理，中年矢志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晚年回乡潜心办学造福桑梓的民国元老，终于结束了他80个春秋不同寻常的人生。他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为西埔营詹氏、为家乡龙岩，乃至整个福建的民国历史，都写下了难以磨灭的一页。